【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一大和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

【www.jxxyjl.com--党政相关】

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时候，对于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时的党员人数问题，都进行了认真考查和深入分析，并把研究成果写在书中。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把问题都写清楚了，更不表明读者也都弄明白了。实际上，该书对于包括党员人数在内的许多问题，仍需继续探讨。例如：在中共一大和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到底有多少?不仅是普通读者，就是一般搞专业和教学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也还并不都十分清楚。因此，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中国论文网http://www.xzbu.com/1/view-1536179.htm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总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除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外，其他大会时的全国党员人数，都有明确记载。其具体而准确的统计数字，分别为：二大时195人；三大时420人；四大时994人；五大时57967人；七大时121万人。这说明：中共一大和六大时的全国党员人数的问题，与其他代表大会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唯独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没有写全党人数；而对于中共一大时的全党人数，亦只是写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大概数字。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这两次大会时全国的党员数字呢?以下是笔者的一点粗略的思考和看法。
　　一大时的党员人数
　　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各地共产党小组关于党员人数的直接统计材料。因此，我们现在不可能在党史书中看到一大时有精确的党员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所写的当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数字，虽然也不够十分精确，但基本上是与史实相符合的，或者说是接近于实际的历史情况的。
　　据考证说明，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共有“五十多人”。这50多名党员是：上海小组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李中(即高语罕)、沈泽民；北京小组的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朱务善、李骏、宋介、李梅羹、吴汝铭、陈德荣；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俊、赵子健；湖南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广东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旅日小组的施存统(即施复亮)、周佛海以及旅法小组的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培等。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当时的状况。在这些人中，也有不久即退党，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党员了。
　　现在有了这个大体的名单，反映出了学术界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当时是处在一大召开前夕的特定历史时期，这已是90多年前的事情了，历史情况很复杂，档案文献奇缺，更无“活资料”可以查找，要想真正彻底地弄清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50多名党员，到目前为止是被多数人基本上肯定和认同的。当然，对于个别有争议的人或事，继续深入探讨亦是必要的。
　　为什么要确定“五十多人”这个数字呢?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历史事实的证实。史学界，特别是其所在省区的党史部门，对这50多个人，都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核查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逐个“验明正身”，说明他们确实是当时早期的党员。二是有档案文献资料的证明。即在为数不多的早期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对这个数字均有大体一致的记载。
　　这些早期的文档中的记载，都很珍贵、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比较明确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诸如：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参加大会的李汉俊、董必武就给共产国际写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文件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的报告。在该报告中特别指出：“现在(国内)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斯基在一封信中说：“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的十二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五十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莫斯科所写的《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在魏廷斯基(即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小组”。“这个组织在七个到八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但在全中国其成员总共不超过五十――八十人。”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时绘制的一份统计表中，填写着一大时共产党员共有“五十七人”，“其中工人四名，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五十三人”。1929年瞿秋白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指出：1921年6(7)月的“第一次大会时有五十余人”。在198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该书曾于1938年12月，以延安“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名义编印发行)中，也明确写道：“到会代表十三人，代表党员共五十人左右。代表的产生，是北平、天津(应为武汉)、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这时山东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各选派代表二人，日本选派代表一人。”
　　许多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他们在后来的回忆录或访谈中，几乎都提到了党员人数问题。他们每个人的记忆，虽然各有区别，但所指出的人数却都在50人左右或几十人的大范围之内。其中，张国焘、包惠僧等人的回忆，所讲的情况比较具体、详细，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参加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包惠僧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大会共十三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五十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显然，在他们的回忆录里，所提到中共一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也都与前述的档案文献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史料的介绍和分析，说明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及

　　2017年中国人口数量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上年多增13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死亡人口977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0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比上年提高0.9个千分点。对于广大单身一族来说，这些数据中可能蕴藏了一个重大利好!

“单身”人数又减少了

上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性别结构看，截至2016年年底，男性人口70815万人，女性人口6745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98(以女性为100)。

将男性人口数减去女性人口数，会得到3359万的差值，如果假定每一对男女都会结为夫妻，那么这3359万人就会成为当之无愧的“单身”。而在网上，“3000万单身”时不时就会成为热门词。

不过好消息是，与2015年(3366万)相比，2016年的男女人口差距略微缩小了7万;男女性别比也从105.02降至104.97。小编梳理往年数据发现，自2010年以来，男女人口差距已连续6年缩小，而男女性别比则是连续7年降低。

仅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单身”的数量在减少，每年都有几万单身汉顺利脱单。不过，2016年的变化与全面二孩政策的关系有多大呢?

此前，各方曾预测，全面两孩政策落实后，将会出现一个生育堆积集中释放的高峰，预想增加的人口数量从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但一财网指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全面两孩第一年的实施效果并不乐观。预想中增加数百万出生人口的情景并没有出现，仅比2015年1655万出生人口总量增加了131万人。

从此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尚无法确定去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数量到底是多少。但是根据此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出生人口动态监测课题组的预测，去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数量有可能超过一孩，出生人口数量将超过1800万。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所说的：在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论断，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六大时的党员人数
　　现在看来，经过长期努力的核查和研究，一大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结论，是完全可以确定下来的。但若真正弄清六大时的党员人数，这要比一大时的难度更大。从六大现存档案文献中的统计数字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经查中共六大档案，有三个文献资料，即1928年6月30日周恩来在六大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大纲》、1928年6月30日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1928年6月大会资料《全国党员数量统计》中，都提到了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到六大召开时，全国共有省委16个(包括临时省委)，特委37个，县委400个，市委36个，区委41个，特别支部138个，全国党员130194人。周恩来在组织问题报告中说：“党员的数量现在我们有很夸大的数量，但没有法子保证是正确的。”他强调：“我们的总数有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农民居多数，但海陆丰、醴陵一定要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总数是不能正确的。”周恩来后来进一步说明：“中国党乡村支部的统计非常困难，所以数目很难正确。”既然这个“很夸大的数量”“不能正确”，也就无法将其载入史册了。
　　笔者查阅了当时有关的文献资料，说明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历史大变动时期，而且全国的白色恐怖依然十分严重，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员的数字产生了有增、有减的迅速变化，很难有精确的统计。第二，在统计党员人数时，有些地方存在着“宁多毋少”的思想。有的误认为只要有了数量，才可以提高质量。同时，认为若报少了，就会丢面子。第三，党群混淆，有些地方把凡是积极参加暴动的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等非党群众，亦都当成“共产党员”统计上报了。例如：在江西的安源，把6万名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的积极分子，都当成“共产党员”统计上报了。实际上，当时安源只有1万名党员。显然，当时无论在乡村或城市中，这种把党群组织混淆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党员人数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中共六大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在一些史书、文章、教材以及宣传报道中，对此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共六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有一种“四万人”的传统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始终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依据，这只是有关专家所作的一种推断和估计而已。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当叙述中共六大历史情况的时候，无法写出当时确切的全国党员人数。也就是说，该书既不沿用“四万人”之说，也不采用“十三万人”之说(即“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的说法)。该书只是用写实的方法，特别注明：“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所以，中共六大成了唯一没有写出全国有多少党员的代表大会。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于六大时的全党人数的表述，只是在没有把问题搞清之前的一种写法，尚不能就此“盖棺论定”。真正弄清问题，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通过这个准确的数字，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更具体地了解和认清：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党的组织发展变化的状况。它是中共六大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应当继续进行探讨。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本文来源：https://www.jxxyjl.com/dangzhengxiangguan/77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