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逃50名人员]中国外逃人员下场,被引渡回国的外逃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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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逃人员下场
　　在国内热议完善官员监管机制和遏制官员出逃的对策之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对于那些一跑了之的外逃人员，如何迅速将其缉返回国?

　　贪腐官员远遁海外的案例近几年并不少见，每逢肃贪风声一紧，便有人闻风而逃往国外，利用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就此逍遥法外。日前，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在逃官员名录中，许多名字现在为人们耳熟能详: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在这些外逃贪官之中，还有一些官小事大的，而在他们外围，不乏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

　　真实外逃的人数，无从计量，原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正司级巡视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举了一个例子，在职务犯罪查处率居全国前列的一个省份，近两百名负案在逃的人员中，只有不到十名案犯在海关出境时留下了记录，其余的全部下落不明。

　　到底是不是用了假身份证、假护照逃到了境外，还是潜伏在国内，我们没有证据，不好说。黄风说，有些人长达十几年杳无消息，线索全断。

　　至于具体多少这样的情况，黄风用了四个字:一个黑数。

　　在外逃人员中，金融系统、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占据了一定比例。与那些惊弓之鸟般被迫出逃的刑事罪犯相比，这些人携款外逃的行为更多地带有主动性和计划性。

　　那些涉案金额相对较少、级别低一些的外逃人员，往往首先选择逃往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这样，他们的逃亡和生活成本都不会太高;而逃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逃人员往往会隐姓埋名，靠赃款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因为那里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有的国家法制不很健全;而对于一些大贪官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是他们的逃亡天堂，如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等。尽管这些人是国家重点要求引渡遣返的对象，但那些国家的法律能为他们提供保护伞，黄风说。

　　司法遣返的现实选择

　　为缉拿这些逍遥法外的外逃人员，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借各国之力联合缉逃，成为中国的一个现实选择。

　　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文奇看来，这些人利用的就是中国与他国法律衔接上的空子和漏洞。

　　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如果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外逃人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而能否遣返成功，则还要看对方国家是否给你‘面子’。朱文奇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引渡问题一直都是国际司法协助中的难点之一，涉及到法律理念和双边关系等多重复杂的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协调的难度非常大。

　龙应台现在的丈夫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朱文奇告诉记者，近年中国有好几起外逃美国的案子，都已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却由于中美双方没有引渡条约，通缉令至今石沉大海。

　　来自有关部门的消息说，迄今与中国缔结了引渡协议的国家有43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欧等容留中国外逃人员最多的国家，除了法国之外，其他都在建立引渡协议方面进展困难。

　　曾多年致力于国际间司法协助、引渡等方面具体谈判工作的黄风感叹，在国际司法合作谈判时，一些国家往往会以此为政治筹码，人为设置障碍，使我们的海外追逃难上加难。西方国家不和我们谈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是死刑问题，同时他们对我们的法治状况，尤其是证据、刑讯方面，存在误解、偏见、不信任。

　　而在那些引渡条约权限内的追逃合作中，高昂的成本也成为追逃的一大瓶颈。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安部首次公布了追逃成本:国内的普通追逃在万元左右，最高达上百万元，而国际追逃代价更大，赃款追回的比例却不一定能保证。仅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82亿美元特大贪污挪用案的主犯之一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期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成本难计，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

　　一些外逃贪官或经济刑事犯罪分子实施资产转移过程，都是在几个国家间的银行账户和相关利益人中来回倒腾，攻守同盟严、取证难度大。黄风说，面对当前引渡谈判艰难的情况，中国需要有探索更现实的合作智慧。

　　编织全球追逃网

　　司法引渡难以发力并不意味着对外逃人员无计可施，在现有的司法合作框架下，引渡之外的变通常常在谈判桌上被提及。

　　2008年8月底，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82亿美元特大贪污挪用案的另两名主犯二许在美国被定罪。这是中美缉逃合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引渡之外的另一个替代措施。朱文奇说，实际上，‘二许’的案件，我们采取的是在境外进行刑事行为诉讼，改变逃犯的法律地位，然后让他们在国外定罪，最终被判刑，这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被引渡回国的外逃贪官
　　早在2006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称调查显示，几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这还是多年前的数据，而据透明国际亚太区项目主任廖燃近日称，过去5年，中国外流非法资金达5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将这些年外逃官员所携带以及外流的资金累计起来，相信那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中美无引渡条约 上千贪官在美逍遥

　　在过去封建时代里，尽管贪官们会隐藏巨额财富，但最终一旦被抄家，这些财富依然是流入国库。即便贪官们腐败挥霍，也只能在国内使用，却无法流通到国外去为他国做贡献。至于贪官本人和其家属，同样是不得不猫在国内。相比之下，时下的贪腐官员则是更为狡猾。他们不但在国内挥霍，还会想尽办法将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继而找到机会便溜之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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