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级大学名单]哪些大学校长是副部级副部级大学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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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级大学是目前中国最顶尖的国家重点大学。这些高校的校长、书记等高层领导由中央组织部任命而非教育部任命的大学。一般学校介绍时说中央直管，就是副部级大学，也称副部级高等学校(简称副部级高校)、中央直管高校等。
哪些大学校长是副部级？
北京：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天津：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
吉林：吉林大学
辽宁：大连理工大学
陕西：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江苏：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湖北：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中南大学
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福建：厦门大学
广东：中山大学
浙江：浙江大学
四川：四川大学
重庆：重庆大学
山东：山东大学
甘肃：兰州大学
（共计31所）
以上31所大学行政级别都为副部级，加上副大军区级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共计32所。
高校行政级别逐步取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 。由此，被有关方面和众多有识之士呼吁了多年的大学去行政化，如今终于被列入了国家综合改革的大盘子。如今，从最高决策层到学术圈，从教育部领导到大学管理者，从政府到民间，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已然成为无须置疑的共识。

自1952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院系调整以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61年历程。62年来，大学校长一向是由政府直接任命，这就使得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与其他国家有明显差异，责、权、利分工不明确，难以改变行政本位、官本位的大学组织定位。而只要权力过多地掌控在政府手中，去行政化就不可能真正落实到实处。

从政策和制度的安排上，将我国大学分为固定不变的副部级、正厅局级、副厅局级等不同的行政级别。行政等级，按照不同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获取不同的资源、得到不同的经费等，这一人们现已习以为常的做法，其实质是人为地造成一些大学的养尊处优和一些大学的长期困顿，一些大学的自我感觉良好和一些大学的先天自卑。

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早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已明确提出，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对于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应该明确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大学加快去行政化，一项必须的前提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当前，副部级大学、厅局级大学自我感觉依然甚好，大学之间在级别攀比上互争高低，却模糊或消减了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乃至文化传承创新的本质与使命。因此，消除大学之间的行政级别沟壑，取消大学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还原大学作为教育学术组织的职能定位，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大学行政级别的取消，也需要全社会各方面打破官本位改革的配合与协同，不能给正在打破官本位的大学发展，制造出新的制约。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凡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均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一项普遍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西方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明末一直萌芽到清末，未能形成气候）最早提出普遍选举的口号，用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2016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声明，俗称8·31声明。香港政改就此拉开帷幕。
2016年6月18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以28票反对，8票赞成，否决了政改方案。

凡达到选举年龄的香港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普遍享有选举权。

资产阶级虽然最早提出普遍选举的口号，用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但是在他们夺取政权后，却严格限制选举权，规定了诸如居住期限、财产资格、教育程度、性别、种族等选举资格的限制。

直到20世纪初才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仍未能得到很好贯彻。

根据全国人大的解释，香港在2017年可以实现特首普选，并最终实现立法会普选。

具体的讲就是：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普选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普选法案没有通过的原因：
香港特首普选法案18日最终没能获得特区立法会通过，这意味着备受瞩目的本次香港政改五步曲，至此戛然而止，2017年香港特区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最终没能修成正果。

为什么一份合法合情合理的普选法案无法过关？抛开投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不谈，其实真正原因在于香港反对派为了一己之私所设置的重重路障，进行的种种搅局使绊。

笔者粗略做了一下梳理，近一年多来，反对派给政改设置了五道坎。

第一道坎，发动占中干扰政改进程。为使政改偏离正确轨道，反对派去年策划发动了持续两个多月的非法占中。其间，他们鼓吹所谓公民投票、真普选等主张，鼓吹撤回人大常委会决定，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企图将政改劫持到便于他们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方向上去。他们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客观上严重破坏了务实讨论政改的社会氛围，干扰迟滞了政改进程，给香港带来了巨大创伤。

第二道坎，用不合作运动胁迫政府。为了宣扬其政治主张，反对派在立法会发起所谓不合作运动，疯狂地阻挠议事，导致立法会大量虚耗时间甚至流会。据统计，仅2016年2月至12月，立法会因此累计虚耗近70个小时会议时间，7次流会，浪费公帑共约1600多万港元。

第三道坎，编织谎言蛊惑人心。在法案表决前夕，反对派议员公开声称有人开价上亿元收买其投赞成票，随后又突然改口承认此事是虚构，目的就是博取版面。反对派还通过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炮制假民调，盗用公务员名义在报上刊登反政改广告，试图营造不利政改的假民意。

我国从2011年年底开始探索校长公选，教育部选择了两所部属院校公开选拔校长，本来，对于新选校长，教育部是完全可以尝试不再设立级别的对于老人来说，已有级别再取消面临的阻力势必很大可教育部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在所有985高校新任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函和新闻宣传稿中，都会用上一个(副部级)来特别地强调一下，指出其是副部长级的大学党委书记或校长。试问，这是在逐渐地淡化行政级别，还是依然如故地在强化行政级别？

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已经走上去行政化改革之路的大学，一旦逐渐淡化或干脆取消等级制，不会给大学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带来不利影响；大学的办学实力、学术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功能等，更不会因此而一蹶不振，而只会对大学的办学带来诸多的积极效应，带来不会枯竭的正能量。这一点，教育部和全国各所大学的领导及师生们，不妨一起持有充足的自信和充分的期待。

所以，果断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应该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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