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书记_山西原纪委书记被调查,纪委书记金道铭引发山西帮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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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7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现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金道铭在中央及山西省纪检系统工作23年有余。

　　数位知情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金道铭案发，与派驻山西的中央第六巡视组工作相关，其案或涉及他在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包庇纵容贪腐政商人物，乃至收钱消灾之事，涉嫌纵容政商人物、情人的贪腐行为，乃至收钱消灾之事。

　　当选人大副主任不足40天

　　1953年生于北京的金道铭，满族人。17岁即参加工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城建房管局的一名普通工人。1972年12月之后，进入共青团系统，仕途开始发迹，先后任共青团北京市东城区委干部、组织组负责人，共青团北京市东城区委副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青工部部长等职，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1987年12月，金道铭转仕纪检系统，先后任国家监察部办公厅干部、部值班室主任、办公厅外事办主任兼办公厅办公室主任，办公厅副司级监察专员兼外事办主任。1993年1月，则开始在中央纪委履职，先后任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外事办主任、监察综合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中央纪委外事局局长等。

　　1997年，金道铭晋升为中央纪委副秘书长，随后又兼任过纪检监察五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等职。2002年，时年49岁的金道铭出任中央纪委监察部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交通部党组成员。

　　在交通部任职四年多后，时年53岁的金道铭在2006年，来到山西，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之职。2010年9月，进一步晋升为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2011年，金道铭卸任省纪委书记之职，转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等职，其间还兼任了8个月的省政法委书记。

　　2016年，年届61岁的金道铭，补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告居二线。实际上，自金道铭当选山西人大副主任至其案发，尚不足40天。

　　金道铭也是现任的全国人大代表。自2012年12月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以来，金已是被查处的第21名省部级官员。
　纪委书记金道铭引发山西帮覆灭：

金道铭落马前最后画面
　　在山西省煤焦产业链上的企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随着前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的落马，其曾经主导过的煤焦反腐，正陷入多事之秋。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正在被重新检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曾经高喊反腐，也曾在煤焦反腐领域大展拳脚的省部级高官，终未能在这场利益牵绊中幸免。
　　过去十年，山西煤炭资源开发主体几经更迭，经历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再从私营被收归国有的反复历程。在此期间，行政调控权一直影响着资源获取、安全监管、整合等至关重要环节。也正因此，与煤炭相关的一些腐败行为，伴随着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过程中。
　　山西煤炭的黄金十年，既为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这巨额财富的分配创造了寻租空间。

　中国洲际导弹射程排名，中国东风41排名不简单

　　虽然人类狙击手可以在一次战争中保有杀死500多人的骇人记录，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可以让上亿人即可毙命，让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莫斯科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瞬间灰飞烟灭的大杀器，当他们尽数发射的时候，这个星球的地表就会变得像它的卫星一样坑坑洼洼。
　　
　美国媒体曾这样评论到，陆基洲际核导弹，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科技成果，也是对人类最犀利的讽刺，它证明了人类的智慧，也呈现了人类是多么的愚蠢。

　　抛开战争与和平的话题，在我们认识这些大家伙之前，先来看一则报道。
　　
　中国东风-31型导弹

　　据英国媒体报道，中国曾经进行了东风-41重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据该媒体称这是中国新型洲际导弹发展的最新型号，它装备有多达10个分导核弹头，具备14000千米射程，可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其最大射程甚至可以打到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这些说法也许有点耸人听闻，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新型核武器已经具备了相当强大的能力。那么谁才是现在最强大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呢?那就让我们看下去。

　东风-31A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中国核力量的中坚。
　东风31是我国首种远程固体弹道导弹，作为国内第二代战略武器，应用了许多新技术。

　　与其前辈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相比，东风31在体积、打击精度、生存性能和突防能力等方面均有明显突破。东风-31是中国的第一种三段固体推进剂洲际弹道导弹，也是中国首种远程固体弹道导弹。

　　据悉，东风-31型导弹射程为8500公里，可携带一枚700公斤弹头(相当于1百万吨TNT炸药当量的核弹头)，或者多枚更小的弹头。改进后的东风-31A，载荷1050-1750公斤，可携带至少三枚弹头或诱导弹头以及重返大气层载具、其射程为11270公里。

　　总体来说，东风31系列导弹总体而言已经较为先进。无论是紧凑的外形、较低的重量，还是射程与载荷比例，均与国外当前装备的先进型号大致相当。在打击精度和生存能力上，也和主流型号基本处于一个档次。

　中国东风-41陆基机动洲际导弹 可瞄准每个人口超5万的美国城镇

　　2013年12月17日，据美国防务官员称，中国第二次试射了东风-41新型洲际导弹，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这款导弹可携带多达10枚分导式核弹头。东风-41导弹于2012年7月24日首次试射。
　西方媒体认为，这款导弹被视为是一种潜在的首轮打击武器，或一款能够发动可摧毁敌方核武库并限制其反击能力的突然核攻击武器。

　美媒体认为，未来二炮部队只需要拥有32部可重新装填的东风-41洲际导弹发射装置，其携带的核弹头就足以瞄准每一个人口超过5万的美国城镇，美国西海岸的所有城市都可能被东风-41尽数摧毁。

　　这也让山西的反腐，始终摆脱不了与煤炭的复杂纠葛。
　
　　在中央反腐力度空前加强的背景下，山西在交出靓丽反腐成绩单的同时，也在努力建设煤焦领域惩治与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反腐组长落马
　　2016年3月1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对于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当地官场并不意外。山西省一位长期研究煤焦产业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山西官场，早有人预测，金道铭迟早要出事。但对于金道铭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人开脱，还是令很多人惊讶。
　　山西官场中人对金道铭的一致评价是：胆子太大了，多大的案子都敢管，而围绕着金道铭的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不同于其他人，金道铭曾经任职中纪委的特殊背景，被山西省内众多人所瞩目，而金道铭任职山西省纪委书记的几年，正是煤炭市场井喷，山西省煤焦领域内的大案要案不断爆发的几年。
　　金道铭长期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这使得他和山西省不断爆发出的贪腐大案多有牵涉。在已经公开的信息中，金道铭在白培中、张新明案中均有牵涉。
　　而在处理诸多腐败案中，金道铭在不同案件中的处理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在一些案件中，处理明显较轻，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又处理很重。宽严失当的状况，终于引起了山西省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在去年中央巡视组驻山西期间，正是这些老干部们联合起来向巡视组反映问题。
　　与煤炭或多或少的联系，是山西贪腐官员的共同特征。金道铭被查出，让很多人联想到了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
　　侯伍杰是山西建国后因贪腐落马的第一位副省级以上的官员。从已经查出的案情来看，虽然侯伍杰的贪腐行为并没有直接与煤炭发生关联，但其主要的买官案中，仍然隐隐约约浮现出与煤炭黑金的瓜葛。一些向他行贿的官员，也牵涉到为煤炭矿主们充当保护伞。
　　在任职太原市委书记期间，侯伍杰接受时任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请托，希望能在其晋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职位上给予帮助。侯伍杰先后3次收受邵建伟给予的10万美元和价值港币5万余元的手表一块。在早期，有不法人士充当煤矿的保护伞，山西警界一度曝出腐败案件。
　　作为山西省的主导产业，煤炭经济既为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山西官场已被查出的贪腐行为多数和煤炭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黑金诱惑
　　煤炭资源的每一次洗牌，都意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也预示着新的腐败高发期即将来临。在近十多年中，山西的煤炭资源完成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到从私营再度被收归国有的三步历程。
　　最早从国有走向私营的过程中，煤矿多数处于不景气中，尤其是负重较多、为机制沉疴所牵绊的国有企业。在世纪之初，为了激活山西的经济，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煤矿。
　　一批民营企业借此机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廉价资源。刚转向私营时，很少有人愿意办矿，煤不好卖。据一位煤炭行业人士透露，因为当时煤炭还是冷门货品，煤炭资源几乎是不要钱地让私营业主使用。
　　到2003年，煤炭市场逐渐回暖。煤炭价格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走高，从最初的每吨几十元，发展到今天的800元。煤炭变得越来越值钱。
　　其后，国土资源部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的文件。一个储量约为700万吨左右的煤矿，每年交的资源税款达800万元。

　　为了少交钱，个别矿主少报资源储量，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贿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现象。有些煤炭企业不仅少报资源储量，运营过程中，还拖欠、不交水资源补偿费和采矿权价款等费用。
　　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通过贿赂，煤矿主们得到或维持着继续采矿的权力。但贿赂出去的钱，一定会通过煤炭开采加倍赚回来。在贪腐行为的背后，是对监管的松懈，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矿难事故，带血的煤一度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在发言中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对国家利益的掠夺、对人民群众的犯罪，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
　　在于幼军的主导下，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这次专项行动，指向就是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专项行动严查之下，一批违法违规的煤矿得到整治，一些涉嫌私挖滥采的煤矿陆续被关闭，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相继被暴露出来。
　　2008年，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旗帜鲜明地将反腐方向指向煤焦领域，充分显示了在这一领域腐败问题的严峻。
　　一位长期关注当地能源问题的研究人士表示，山西在煤焦领域内的反腐，可以写一本小说。据其介绍，当时成立反腐败小组，中心思想其实是端掉一批煤矿，将清缴拖欠政府的资源价款列为首要任务。两年下来清缴金额达304.14亿元，2353名官员被查处，其中7名为厅局级官员。在这7人中，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两人案发于同一个案件，被领导小组定位为典型大要案件。
　　不过，虽然清缴资源价款为山西带来了滚滚的财政收入，但贪腐的土壤却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很多产煤区的县市，基层政府向煤炭企业征收的税费，往往名目繁多，随意性很大。在征收或不征收、征收多少的范围内，腐败寻租空间仍然很大。
　　临汾是山西的煤炭重产区，两位副市长曾在此翻船，一位是苗元礼，在任时敛财达700余万元；另一位是周杰，在担任副市长时，还兼任临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领导组组长，利用这项权力，周杰共收受贿赂及非法占有财物价值达270余万元。作为临汾市市长助理的张德英，也接受了私营业主12万元左右的礼金。
　　而此时，在山西一些重点产煤县市区，腐败开始从主管官员向下扩散，即使是一个科级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的部门，比如煤炭局、安监局、国土局等部门，便拥有对资源强大的调控权力，一旦寻租，其产生的利益甚至远高于一些省厅级官员。也有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隐秘地入干股、充当保护伞，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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