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分配_社会分配不公案例 社会分配不合理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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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配不公案例，社会分配不合理不公平

土地补偿款分配不公“外嫁女”诉村民小组

陕西法院网讯村里的土地被依法征用后，“外嫁女”辛某领取征地补偿款时，村民小组却告知她无权享受本应有的征地补偿款。为维护合法权益，辛某一纸诉状将村民小组告上了法庭。近日，大荔法院审理了这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纠纷案，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该村村民小组应支付辛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6000元。

辛某是大荔县城关镇某村的村民。2013年，村里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村民小组给每位村民分配了6000元补偿款，但拒不给辛某分配，时任组长吕某认为辛某已经结婚，属“外嫁女”，无权再要求分配。而辛某认为，自己出生和落户都在该村，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即使已经嫁到外村去，但并不丧失获得村里征地补偿款的资格。辛某认为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存在差别待遇，剥夺了她们应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辛某多次找村组和镇政府反映，经调解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某村民小组按照其他村民的标准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土地补偿的受益主体是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所有具有成员资格的人。原告辛某系被告大荔县城关镇某村村民，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被告未向原告足额分配征地补偿款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依法对其作出以上判决。

我国四种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在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6700美元，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却日益拉大。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处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之上。种种事实表明，我国发展成果在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方面还不是尽如人意，出现了种种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1.按劳分配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第一，两种公有制之间因生产条件不等而产生的不公和差距

我国两种公有制之间，城市人口比农村少，却控制着全国范围内规模巨大、生产力水平先进的生产要素；农村人口比城市多，却只控制着集体范围内人均规模小、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生产要素，这就必然导致城乡、工农之间收入和待遇的差别。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种差别更加扩大。到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为18059元，相对比为3.03: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仅为1.5:1,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差距显然太大。

第二，不同国有单位之间因生产条件不等而产生的不公和差距

我国中央直属企业劳动者人数只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5%不到，所占投资却是全国的60%以上，生产条件分配极度不等。但以职工平均工资相比，2013年金融业最高为9965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4倍；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为2582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我国电力、电信、石油石化、烟草、高速公路等垄断、准垄断行业职工的高收入、高福利，也是一般国有单位所无法比拟。虽然都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但是明显不符合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公平原则

2016年中央对农村宅基地有偿转让，进城农民宅基地试点有偿转让

近日《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将进入到试点阶段。

国土资源部负责人介绍，试点将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和农村改革试验区中选择，封闭运行，确保风险可控。试点工作将在2017年底完成。

2014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

据央视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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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要评估社会稳定风险

试点明确4大任务；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表示，一是完善土地征收制度。针对征地范围过大、程序不够规范、被征地农民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缩小土地征收范围，探索制定土地征收目录，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规范土地征收程序，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全面公开土地征收信息；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二是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能不完整，不能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和交易规则亟待健全等问题，要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权能；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

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针对农户宅基地取得困难、利用粗放、退出不畅等问题，要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对因历史原因形成超标准占用宅基地和一户多宅等情况，探索实行有偿使用；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改革宅基地审批制度，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管理作用。

四是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针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不够等问题，要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与集体之间、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和相关制度安排。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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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试点地区不要擅自行动

试点严格限制在经法律授权的县（市）开展，确保风险可控

第三，不同集体单位之间因生产条件不等而产生的不公和差距

我国不同集体之间如果局限于单一农业经济相比，差别不太大。率先发展了乡镇企业或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得比较好的集体经济，则能带领农民迅速富裕。而大多数靠单一农业经济的农村就仍未摆脱贫困。近年来城镇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一夜暴富”现象。一些“城中村”或城市近郊农民，借征地拆迁机会一下获得了多套房产，使他们不必依靠劳动，而靠财产性收入就能越来越富。相对于其他农民，当然是一种分配不公。

第四，公有制内部因违背按劳分配原则而产生的不公和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改制为上市公司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其高管也同非公有制企业高管一样，拿起了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于普通职工的高薪，部分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这违背了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原则，是明显的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职工和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2.按要素分配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按要素分配虽有其自身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公平正义性，但它造成的财产和收入差距毕竟惊人。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有105万千万富豪和6.45万亿万富豪。其中有些人是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价格“双轨制”、公有制企业改制、房地产开发和项目建设中的征地拆迁等等机会和漏洞，通过官商勾结、化公为私、走私贩私、偷税漏税、贪污受贿等不正当手段挖到了“第一桶金”，甚至掌控了本属公有的土地、房产、矿藏、企业等稀缺资源，然后借助“马太效应”而发展起来。起点的不公平进而导致了生产中地位的差别和财产收入的悬殊。而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对原始积累的“原罪”，采取了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态度。由此人们感到了自己的被剥夺和分配的不公。

3.社会总产品分配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前，甚至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都是向国有单位和城市倾斜，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农民，不但收入低，而且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这说明过去我国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没有像马恩所说“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谋利益”。直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我们才明确提出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目前虽有显著进步，但总体上与均等化的要求相比，甚至与世界中等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农民工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付出的代价最多、贡献最大，理应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但在2013年2.69亿农民工中，参与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仅占总数的18.2%、18.7%和13.9%。如果把城镇居民享有而农民不完全享有的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计算在内，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应为6:1左右。

4.商品交换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前，人为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通过剥夺农民来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积累。据估算，1953—1985年，国家通过剪刀差无偿拿走了农民6000—8000亿元收益。新时期的1987年至90年代中前期，每年又剪去上千亿元。直到90年代后半期，剪刀差的汲取功能才开始弱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又一次掠夺了农民利益。有学者指出，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使5000—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有近一半没有工作，没有保障。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6.6%，2012年绝对额高达2.69万亿元，超出预算113%。土地开发商迅速暴富，而我国农民依然没有摆脱低收入阶层的命运，占了近1亿贫困人口的大多数

那么分配不公的根源在哪呢？让我们来看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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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按劳分配是承认收入差别的，老百姓并不要求收入人人均等。人们最有意见的不是差别本身，而是由于不公平导致的非理性过度差别

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当前公众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总的来看，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合理，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

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用于收入分配的部分比例降低。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快，经济总量这块蛋糕越做越大，用于社会收入分配的量也在增加，但是，用于收入分配的比例却在不断降低，2010年降到了35%，比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低十多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用于政府和企业的部分所占比例则不断提高。

这表明，我国公众的生活水平被压低了，没有跟上总体经济增长的步伐。此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太低（目前仅占10%左右）。社会保障开支是一种社会再分配手段，有助于普遍提升公众，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亦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实际收入差距的作用。

民富是国富的根基，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现在，政府强调要通过拉动内需来创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果国民的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内需增加就很难。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完善，人们就不敢大胆地把收入过多的用于消费，而是把相当一部分钱存起来，用于未来保障。因此，大幅度提高居民分配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提高政府开支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让老百姓更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公众能够放心消费，不仅非做不可，也是当务之急。

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太大，而在收入差距中，最主要的是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差距太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但是，收入公平确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应该实现的。事实上，按劳分配是承认收入差别的，老百姓并不要求收入人人均等。人们最有意见的还不是差别本身，而是由于不公平导致的非理性过度差别。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授权的垄断经营实体，由于拥有垄断专权，因此可以排斥其他经营者，获得独占利益和高垄断利润。按说，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资产，获得的利润也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但是实际上，高额利润首先被用于了部门内分配，尤其是中高管的实际收入和福利。过去一些年，由于政策和管理缺失，近乎失控。

非法收入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非法收入多与权力有关，比如，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占用公共资源等。从揭露出来的案例看，大多数额大得惊人。还有灰色收入（福利），五花八门，也多与权势（部门）有关。

老百姓对这种社会不公平恨之入骨。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仇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那些辛辛苦苦创业致富、诚诚实实劳动过上好日子的人是很敬佩的，所仇视的是那些靠权势，靠投机钻营，靠不法收入、不明收入暴富者。

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像一个毒瘤，非常危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让全体人民富裕，公平是关键。政府必须下决心有针对性地采取强有力措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更强大，国民更富裕，社会更公平。国外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如果长时间存在严重社会收入不合理、不公平，社会就会发生动乱，执政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

我国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民生优先，完善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达到这个规划目标，重要的是要在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合理与公平上下功夫，做实事，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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