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员工退休年龄]央企老总退休年龄规定,央企老总退休年龄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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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战略，国企改革画卷徐徐展开，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已是刻不容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走向深入……2016年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以2016年为节点，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将如何勾画未来蓝图？新春伊始，这些问题已经摆在了各大央企负责人的案头。

2016年12月2016年2月，各大央企结合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及国资委的工作部署，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国资报告》杂志记者对位列世界500强的40余家央企的2016年工作会议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央企负责人关于国企改革、新常态、经济形势、工作重点、创新驱动、走出去、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的阐述，试图勾勒出他们2016年工作的大致方向与脉络。
　　
分析显示，各央企负责人对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均给予了较高的重视，但侧重点不同；针对一些问题的具体规划和举措，详略不一。这体现了各大央企所处环境、行业及自身发展的不同特点，也显示出企业在各方面工作推进的深度不同。

各央企负责人在讲话中，在企业的管理运营、新常态、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着墨较多，显示出转型发展、适应引领新常态、反腐倡廉的极大的决心和勇气；但在国企改革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相对较少，这与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尚未出台有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企业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如何激发央企的积极性，使央企的转型发展能更稳更实更有成效，进而成为改革典范，将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接下来要面对的重点问题。
央企老总退休年龄规定：
自从5月中旬国资委以超龄为由将三九、长城等数位国企负责人先后免职，关于国企老总如何退出的问题就受到广泛关注。
　　6月初，又有消息说，由国资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初步成稿。据看过初稿的人透露，这个《办法》中明确提出，企业负责人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企业负责人年满60岁的，一般应当免去现职。
　　最近两周，记者多次向国资委求证此传言是否属实，国资委均婉言谢绝记者的采访要求。
　　政策制定者避口不谈，使此轮国企换帅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以至于，长虹年过60的倪润峰的去留问题也成了近日大家关注的热点。
　　假设传言属实，《办法》正式发布时有国企老总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的规定，将对国企老总个人、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如果明令‘六十而退’　将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如果60岁将成为中央国企负责人任职生涯的一个大限，那么将受到60岁退休制冲击的可能还不止是中央企业，《中央企业负责人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后，有可能会成为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的参照系。
　　事实上，站在60岁门坎上的大型国企负责人还有不少，其中不乏像海尔集团的总裁杨绵绵、上海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这样的知名企业家。
　　记者曾致电上海宝钢集团，询问宝钢集团是否知道国资委即将出台的60岁退休制。已经61岁的谢企华董事长会不会受到影响。宝钢集团宣传处告诉记者：谢企华董事长是国务院任命的，关于她职务任免的事情，只能去问国务院。
　　上海市经济学会袁恩桢会长介绍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国企负责人退休年龄的规定都很模糊。改革前，国企老总就是国家干部，企业干部与机关干部并没有区别，必须共进退。

　土耳其终买中国导弹
　　土耳其购买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的计划遭遇新阻力，这次横插一杠子的是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他7日对土耳其与中国公司合作表示关切，要求土方选择与北约盟友相兼容的反导系统。此前美国已通过多个渠道向土耳其表达严重关切。西方媒体则批判土耳其向东看不明智，最不应做的就是依赖一个无法信任的军事大国。面对西方的巨大压力，土耳其是继续与中国合作、选择放弃，还是将对华合作当做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砝码？安卡拉之谜仍待破解，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在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依旧面临西方设置的诸多障碍。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不管成功与否，中国军工企业走近北约国家本身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广告。路透社称，几十年的军费增长不仅加快了北京的军事发展，也促使中国军工企业提高了武器质量和性能。对中国而言，与土耳其达成导弹协议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即使没有最后落实。

　　北约和美国轮番施压

　　据路透社7日报道，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当天对土耳其准备同中国公司合作生产导弹防御系统表示关切。他说，选择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国家自己的决定，但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个别国家采购的系统……必须能与其他国家的系统协同工作。我希望土耳其能遵守这一点。我当然希望每个盟国都清楚这一点，这是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应该做到的。拉斯穆森还表示，知道土耳其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仍在就购买新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磋商。

　　北约担心土耳其购买中国导弹，奥地利《维也纳日报》8日以此为题称，一些北约外交官也对土耳其的做法表示担忧，称一旦在北约防御体系中引入中国系统将引发网络安全关切，数据安全将受到威胁。报道说，土耳其当局上月宣布，倾向采用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FD-2000(即红旗-9出口型)导弹防御系统，合同价值达34亿美元。路透社称，一些西方防务分析人士对土耳其选择中国导弹感到吃惊，他们一直认为土方会选择美国雷神公司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或法国、意大利合资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的SAMP/T系统。美国今年2月宣布，因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违反美国的《防止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扩散法》而对该公司实施制裁。

　　在北约之前，美国已通过多个渠道向土耳其施压。土耳其《今日时代报》称，美国总统奥巴马曾两度当面警告土总理埃尔多安不要与中国公司签署协议。土中达成初步协议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说，美方向土耳其表示严重关切。土耳其《每日新闻》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里希亚多尼表示，我们对这家中国公司感到担心，美国正同土方就此展开磋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6日以愤怒的美国试图阻止北约盟国购买中国导弹为题称，美国对它的北约盟国竟然从美国制裁的向伊朗出口导弹技术的中国企业购买武器愤愤不平，正发动外交攻势，阻击土耳其从中国采购34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

　　土耳其转向东方不明智，美国彭博社8日以此为题称，土总理埃尔多安今年1月曾说，由于加入欧盟谈判遇阻，土耳其可能寻求加入中国和俄罗斯所在的上海合作组织。很少有人将此威胁当真，上世纪50年代初土耳其就是北约成员国，但土政府决定与中国国有企业签署防空导弹合同，表明埃尔多安正转向东方寻找新的安全伙伴。文章称，从地缘政治看，中国向土耳其出口武器颇有意义，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对于土耳其而言，这种关系却不明智。两国在叙利亚问题的全球角力上立场相反，土耳其支持反政府军，希望西方强硬对待叙总统巴沙尔，而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在联合国保护巴沙尔政权。埃尔多安无从知晓中国是否将在未来的危机中与土耳其一路同行，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表明它可能不会。

　　我国关于干部退休制度一直规定：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局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则是无论男女一律60岁。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条例》又沿用了这一制度。
　　后来，随着国有企业逐步走向市场，国有企业负责人演变成为企业家，与国家公务员划清了界线。再加优秀企业家一直是稀缺资源，对企业来说有他的不可替代性，因此60岁退休制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有一些优秀的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开始突破年龄限制。
　　袁恩桢认为，淡化‘60岁退休制’是市场经济发展对旧体制的自然冲破。如果国资委这次出台的《办法》(征求意见稿)重新从制度上明确60岁的退休标准，从模糊到清晰，这将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生理年龄不代表领导力状态
　　国资委划定退休年龄的初衷显然是为了保证国企领导人的建康交替，防止某些力不从心的企业负责人继续留任在领导岗位上。
　　但是，在企业领导人退出机制上不能‘一刀切’，更不宜从年龄上划线，因为企业家的生理年龄并不能准确代表他的领导力状态。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知识管理部总监陈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外学者专门研究过总裁的领导能力与任职时间的关系。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布瑞克和福克托玛提出了一个总裁生命周期的五阶段模型，对总裁任职期间领导能力的变化规律及其原因，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裁生命周期的五阶段假说。
　　这一模型认为，总裁的管理生命大约有如下五个阶段：先是受命上任，二是摸索改革，三是形成风格，四是全面强化，最后僵化阻碍。在这个五阶段中，总裁的领导绩效始于上升，继而持平，终于下降，其轨迹为一条先升后降的抛物线。
　　陈江认为，总裁管理生命周期确实存在，但决定总裁管理生命周期的不单是总裁的生理年龄，而是多种因素合成的结果。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企业家都有各自的特点，企业领导人是否应退出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把年龄因素当作一个硬杠杠。没人愿意自动出局
　　国资委在退休年龄上规定一个硬杠杠，也有他的苦衷。朴智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宁洪波分析说，退出机制只是企业负责人选拔任免机制的一部分，在整个中央国企任免机制没有理顺的前提下，退出机制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突破。
　　关键不在年龄而在能力，有能力的人60、70岁也不应该退出，没能力的人30、40岁也该下台。但国企的晋升通道一直有些问题，按年龄而不是按能力晋升的倾向很普遍，30多岁科级、40多岁处级，50多岁终于挨到一把手了，差不多也就到了退休年龄。
　　然而，很少有国企负责人愿意主动退出，这就必须有一个过硬的退出机制。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过一个控制权丧失的不可弥补性的概念，大意是说一个人在担任企业领袖时获得的地位上、感情上的满足感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很少会有人愿意主动放弃自己手中的控制权。
　　长期与国企负责人打交道的宁洪波也证实，在国企老总中，的确存在控制权丧失的不可弥补的现象。他接触到的一些相当优秀的国企领导人都有着很高的抱负，无论是政治级别的晋升，还是丰厚的退休补偿都不能让他们动心，他们不愿意就此退出，而希望能够在更大的事业舞台上大施拳脚、一展身手。
　　在宁洪波看来，现有状况下，明确规定中央国企负责人60岁退休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划定一个硬指标，就很难掌握其中的分寸。这样做的确会使一些优秀人才被迫退出，但从概率上讲，让年轻人上来可能会更能胜任一些。国企负责人任免谁说了算？

　　陈江认为，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案是从业绩考核上确定一个企业领导人是否称职，是否应该更换？
　　事实上，国资委对此也有所考虑。国资委管人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与中央国企负责人签订业绩考核合同，至今已经有180家企业签订了《2004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按照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除了年度业绩考核，国企负责人还将接受任期考核，主要以企业负责人在三年任期内实现的资产保值增值率来评价其业绩。
　　根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得分，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最终结果分为A、B、C、D、E五个级别。对于任期经营考核结果为D级和E级的企业负责人，除根据考核分数扣减延期绩效年薪外，将根据具体情况，可不再对其任命、续聘或对其进行工作调整。
　　对此宁洪波也有不同看法：任期业绩考核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执行起来不容易到位。首先，考核指标很难确定，每个企业、每个行业的特殊性很难精确把握。其次为了保证企业的平稳运作和保护负责人的积极性，这个标准通常不会定的很高，一般只能做到淘劣，而不能做到择优。

　　然而，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企业领导人的任免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日前召开的中央企业人才工作会议上表示，要通过试点在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健全董事会，逐步做到出资人决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聘高级经营管理者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才选用机制。
　　但是，去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中央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都要由国资委任命，这从根本就打乱了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关系，董事会很容易被管理层架空。袁恩桢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国资委不能代替董事会发言，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只有企业自己的董事会最清楚，国资委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清楚每个企业的具体问题。
　　袁恩桢认为董事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理想状态下，对国企负责人必须分层管理。国资委只能任免董事、董事长，而总经理只能由董事会任免，他们也只能是利用市场机制选拔或退出，决不能采用以前的干部任免机制。国资委不分层次的直接任免企业高层领导是对企业董事会制度的一种挑战。
　　企业要做到顺畅的权力交接，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外部制度保障，而改变体制需要国资委表现出更大的勇气。
国企老总退休年龄不应由政府规定

日前召开的上海市国资改革工作会议上正式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意见在对上海市国资企业改革提出明确思路和目标的同时，也对国企领导人员选聘、管理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规定国企经营者年满60周岁的在免职的同时办理退休手续，业绩突出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因工作需要可适当延长任职年限，但最迟不超过63周岁。
　　从表面看，这是针对目前少数企业经营者年龄偏大、影响年轻人成长的一种改革举措，实际上，却是变相的行政化。
　　众所周知，经营者年龄对企业来说，既是一种压力、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资本、一种财富。在发达国家，也有年龄限制，也有退休制度，前提是，一切服从企业需要，一切服从董事会的决定，而不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行限制。政府强制，就等于将企业仍然定位于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状态，仍然需要执行政府的指令。所谓的政资政企分开，又如何得到体现呢?
　　事实上，企业是否需要某个经营者，经营者应当在什么时候退休或者离职，应当由企业董事会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来决定，而不是政府来限制。如果都像上海这样做，当初的联想和戴尔，可能都已经消失了。因为，这两家企业都遇到过很大困难，都是创始人重新出山才将企业从悬崖边拉回的。而在不久前，即将70岁高龄的台湾宏碁创始人施振荣也重新出山，重掌宏碁集团。

　　退一步讲，就算政府不愿松开对企业直接管理的手，也只能对董事长或党委书记人选进行年龄控制，而不能直接将手伸向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等通过市场公开选聘的经营者。
　　我们说，市场经济下，经营者也是一种资源，一种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的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那么，经营者的去留，也应当由市场说了算。而这里所说的市场，就是企业董事会，必要时也可以是股东大会。因为，只有企业董事会、股东大会才能代表企业、代表所有股东。就算是全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去留也必须由董事会来决定，董事会来作出取舍。如果政府作出了年龄限制，就等于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力，剥夺了股东大会的权力。这样的结果，与目前的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什么区别?企业还如何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不能否认，退休年龄的限制，是59岁现象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即将到龄的经营者，往往对企业不负责任，或者抓住机会为自己铺后路，或者混日子等待退休。相反，如果企业董事会能够对包括经营者在内的各项决策有足够的权力，那么，经营者就会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要求，做好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因为董事会会让他们天天都遇到退休或离职的风险，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服务、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操心。
　　眼下，有关方面正在积极研究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如果现行政策对经营者的年龄作出限制，在延迟退休政策出台以后，又将如何处理呢?是否要根据延迟退休政策的需要，调整目前的年龄限制呢?
　　上海的国资改革意见，从总体上讲是积极的、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如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移、实行分类监管、建立统一的国有资本运作平台、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等，但是，对经营者作出年龄限制，则是一个败笔。尤其是建立了混合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对经营者年龄作何处理，是否也要按照这样的年龄限制规定执行，会遇到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并有可能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
　　改革需要创新，决不能走回头路。给国企经营者设置退休年龄，说白了，就是企业没有去行政化的表现，必须予以纠正。不然，企业就无法真正具备市场属性。同样，对人才资源的利用也会产生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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