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路 目送】龙应台现在的丈夫,龙应台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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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台现在的丈夫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万达上市后王健林资产
　 　　以盖茨为参照系，王健林要学习的不仅是成立慈善资产庞大的基金会，他还要学习盖茨亲力亲为做慈善的投入状态。不过，这个阶段还没有到来。他说，我基本定位就是2020年，到时候想退下来，彻底转型。6年之后，他希望像盖茨一样，专职做慈善。

　　2020年正式退休之后，不排除我去承包一个贫困县，专门进行扶贫。

　　王健林对扶贫有着浓郁的情感。此前的一二十年，王健林参与定点扶贫两个村。在一个村子，万达捐钱给贫困的农户建设猪圈，再由一家对日本出口猪肉的企业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为农户提供猪崽、饲料。为防止村民把种猪崽宰杀吃掉，企业向农户收取一笔高额的抵押款。这笔抵押款也由万达提供。王健林算了笔账，一户养20头猪，企业回收的时候，分成A、B、C三个等级，最大的给500元，最小的给100元，这样一户就可以赚近万元。结果，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这个有四五百户贫困家庭的村子，最后只有十几户选择养殖，其他更多的家庭并没有参与。

　　经过近二十年的投入，王健林扶贫的两个村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均收入比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略高，但在王健林看来那是万达投钱的结果，给钱，分钱。王健林有些恼火，无奈地感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同时他又反思自己，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对路子。

　　全国工商联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委员会，身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王健林出任扶贫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宁夏等地贫困地区扶贫，既捐钱，又派驻扶贫干部，但多年来也没有实际效果。王健林总结，除了个别地区因为发现石油、煤炭等资源而改变贫困面貌之外，大部分贫困地区的格局没有实质变化，例如百年来流传的穷甲天下的宁夏固原地区，到现在依然贫困，陕北地区也是如此。

　　这让王健林感受到，扶贫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很费劲。二十年的参与并无结果，王健林并无气馁，愈发激发他非要趟出一条扶贫之路来，只是现在他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等我不搞企业，专门做慈善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比别人（做慈善的）聪明一点。这是肯定的。王健林说。


　万达王健林后台背景
　　王健林的老婆姓林，叫林宁，现在是林氏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林宁的家庭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本身的身家也不容小觑。林宁担任董事长的林氏投资集团与万达集团的渊源颇深，成立于1994年3月，是集建筑装修装潢业、餐饮娱乐业、对外经济贸易业等三种业态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是万达集团在全国商业广场项目中的合作商和战略合作伙伴。旗下拥有天泰装饰、大歌星全国连锁量贩KTV、通达经贸、欧兰特会所等企业。

　从林氏投资集团的介绍可以看出，林宁所在的公司与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可以说是处于同一个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这对于双方的合作十分有好处，感觉就像是夫妻档一样，不过人家这夫妻档可不是一般的大。另外，林宁与王健林在同一栋大楼办公，林氏投资集团整个公司的办公地点都在万达大厦26层。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的儿子

　　南方周末:大陆有一种课叫做德育课，现在叫思想品德课。

　　龙应台:他们有一个叫伦理课，或者宗教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你家庭基督教信仰比较浓厚，你可能选宗教课。有的家庭觉得不要受宗教影响，就去选伦理课。在伦理课里头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价值和道德问题。

　　南方周末:比如说这些学生是穆斯林，那宗教课怎么办？

　　龙应台:有另外的课。而且连天主教跟基督教都不一样，它都会有分流。

　　南方周末:实际上你是在有意识的传达这种公共的议题？

　　龙应台:也不。主要是和他沟通。但是因为在他的成长教育里，公共议题或说公民意识里的种种问题就是他学养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的谈话内容之一了。有些不是公共的，譬如《独立宣言》那一篇，就是很私人的，我在上海的很惨烈的经验。

　　南方周末:我发现，安德烈和菲利普两个人对阶级都有些敏感？

　　龙应台:对。菲利普在香港生活两年，特别强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阶级意识，他很爱香港，却非常不喜欢这点，安德烈也是。两个人都有一点反精英、反阶级意识。我也问他们说，这种意识是你们个人的，还是代表相当多的你的朋友的？他们都说相当能代表他们跟他们的朋友。这种平等意识蛮强的。

　　学校没有升旗仪式

　　南方周末:他们成长的德国小镇是什么样的？

　　龙应台:叫克伦堡，在法兰克福近郊。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这小镇里住着很多银行家、律师、医师，是个有名的富人住的小镇。我们家在的那条街，还算是正常人住的街。他们的学校是个公立学校，他们就会观察到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们跟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孩子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势利的人比较反感。

　　南方周末:书里也碰触到很多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议题。是他们自己产生的这个问题，还是……

　　龙应台:他们自己产生这个问题的。因为在德国长大，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概跟其他大部分的国家里长大的孩子都不一样。

　　对这个议题就特别敏锐。他讲到，在一场球赛之后，胜利的一方如果是美国人，他们会一面喝酒一面高兴地大喊美国第一；但是如果是一群德国人在喊德国第一的话，就会举座侧目。他这一代德国人，对自己作为德国人的这个身份一直是非常尴尬，不知如何处理。他们的成长过程里，从来没有对国旗致敬过也没唱过国歌，学校里没有过升旗典礼。

　　南方周末:现在还是这样吗？

　　龙应台:还是，而且整个社会还是逃避庄严的。我去参加了安德烈的高中毕业典礼，他们高中毕业的重要性是超过大学毕业的，有点是少年的成年礼。但我也没看到什么很隆重的典礼仪式，我就非常惊讶。安德烈也观察到了，他说:妈，难道你还没有注意过吗？德国人是永远逃避这种庄严仪式的。因为纳粹的整体美学，就是透过所谓的庄严的仪式来表达的。

　　南方周末:德国的这种现状，大家都接受吗？毕竟他们的国旗、国歌都已经不是纳粹时代的了。

　　龙应台:对。有反弹。因为这种压抑时间太长了。所以到了他们这一代，很多年轻人开始觉得，够了吧？

　　南方周末:德国人淡化国族的意识是因为有原罪，但在你跟他的沟通中，即使没有这个前提，你也是希望有超越这个国族意识以外的另一层意识。

　　龙应台:我希望他超越国族意识。

　　从带这两个孩子的时间里我观察到三代德国人。第一代是安德烈的爷爷辈，他们在国家主义的熏陶下长大，成就了纳粹的统治；然后是1968年的一代，起来对上一代批判，主张相反的东西:解放、自由，摒弃民族主义、逃避国家主义、拒绝权威等等，这代人成为安德烈这个年龄层的老师们；于是安德烈这代人就在强烈反对权威、反对庄严仪式、不对国旗敬礼的文化中长大，等到安德烈这一代人长大了，成熟了，他们又开始反思跟检讨他们的老师辈，就是说，他们也不见得要照单全收你1968年代的那一套。

　　我自己在台湾的那种威权政治下成长，经过了国家强烈塑造的那个过程，所以对国家和民族这东西是极其戒备的。历史汇聚到一块去了，在这一点上，我这个1950年代在台湾成长的母亲和1990年代德国的儿子之间，竟然有了对话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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